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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孝琚残碑于清光绪帝载湉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在云南省昭通市南郊刘家海子村马家湾出土，为长方形砂岩石质。时昭通籍翰林谢崇基等人将其移至城中凤池书院藏书楼下东壁间保存，并撰写跋文，附嵌于原碑末行空隙处，同年移置昭通市城内文庙。其碑亭现位于昭通大道与金鹰大道交叉口的文渊小区内。1965年，《孟孝琚碑》被云南省列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确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片
由于碑首缺失，《孟孝琚碑》立碑年代不详。罗振玉、梁启超等人曾极力探究，以期揭示滇碑起源时间的上限及云南边疆与中原之间的关系，却长期忽视《孟孝琚碑》的书法价值，对其书法风格的分析研究含混笼统。目前，仅有地方学者如谢崇崐、陈孝宁等人曾撰文涉猎，与其应有的书史地位不符。图片
东汉时期，由于选官取士实行“察举制”，门生故吏与其恩师、故主之间存在紧密的人生依附关系。对于这些门生、故吏来说，师尊、故主在文化上有教化之德、政治上有擢用之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因此，师尊、故主之丧，乃至师尊家属之丧，对他们来说有如天崩地陷，为其勒碑颂德，就成为其应尽的义务，所谓“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德”。门生故吏热衷于为师尊、故主颂德刻碑，除了寄哀思、申情谊之外，还有附骥致远的用意，正如宋赵明诚所说：自东汉以降，名卿士大夫死而立碑，“门生故吏往往寓名其阴，盖欲附托以传不朽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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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纪年的东汉碑刻中，有五十九件刻于桓帝年间，七十六件刻于灵帝年间。实际上，这种由门生故吏出资为师尊、故主及亲属树碑立传的做法，是东汉中后期特有的墓葬风俗。据专家考证，存世汉碑中有三分之二是由门生、故吏所立。《孟孝琚碑》的刻立者，正是孟孝琚之父武阳令的“故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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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孝琚原名孟广宗，他“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应证当时的边疆地区已深受汉文化影响，其碑文文辞典雅，形体、画像、书法都是东汉时期盛行的风格。而李桥等门生故吏为孟孝琚树立碑，既顺应了风尚，又尽了道义上的义务。孟孝琚作为生于东汉时代朱提（地名）的“南中大姓”，世代仕宦于西南各地，曾祖为严道君，父亲是武阳令。其家族世系虽不如《衡方碑》中衡方唐尧后代、位列九卿、“百寮临会”那般显赫，但在南中地方，也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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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迄今为止云南发现的唯一汉碑，《孟孝琚碑》因残存部分仅有“丙申”二字而无具体年号，导致其确切立碑年代长期存在争议，经过学界多方考证，大致确定《孟孝琚碑》为东汉桓帝刘志永寿二年（公元156年）或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所立。它不仅是云南存世最早的刻石，也因其圆劲古厚的笔法、浑穆茂密的布局、方整宽舒的结体以及恢宏博大的气势而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同时，它还是研究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因此，一直受到世人的重视。正如由云龙在《定庵题跋》中所言：“滇中石刻'两爨’已为边方生色，而孟碑又驾两爨而上之，足以征滇省文化输入之早。”图片
二、《孟孝琚碑》释文 《孟孝琚碑》碑文分为三节，首先是散文，即志；其次是四言韵语，即铭；最后是七言韵语的乱辞。第一至五行叙述了碑主孟广宗的身世，包括他十二岁随父到武阳学习韩诗、《孝经》，后改名孟琁、字孝琚，以及他的婚姻和早逝。第六至十一行为四言诔语，文辞古雅，情感充沛，表达了深深的哀悼之情。第十二至十三行为七言韵语的乱辞，用典甚多，痛悼碑主英年早逝。其他汉碑如《景君铭》《郙阁颂》《杨孟文碑》等，在铭后也有“乱曰”的例子。最后两行是立碑者的题名，表明其父的属下吏员为纪念死者，安慰亲属，特刻此碑送孟孝琚并归葬朱提。碑文叙事简要，与咏颂结合，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孟孝琚的人生历程。图片
——原碑释文： ……丙申，月建临卯，严道君曾孙武阳令之少息孟广宗卒。……遂。广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乃改名为琁，字孝琚，闵其敦仁，为问蜀郡何彦珍女，未娶……十月癸卯于茔西起攒，十ー月乙卯平下。怀抱之思，心……其辞曰： ……结。四时不和，害气蕃溢。嗟命何辜，独遭斯疾。中夜奄丧，……茕，忽然远游。将即幽都，归于电丘。凉风渗淋，寒水北流。……期。痛哉仁人，积德若滋。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渊，亦遇此灾。守善不振，自古有之。非独孝琚，遭逢百罹。……覆。恨不伸志，翻扬隆洽。身灭名存，美称修殇。勉崇素意，……皓，流惠后昆。四时祭祀，烟火连延。万岁不绝，勋于后人。 ……失雏，颜路哭回孔尼鱼。澹台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闵如…… 。 □武阳主簿李桥字文平。书佐黄羊字仲兴。□记李昺字辅谋。钤下任骡。 谢崇基跋语：碑在昭通郡南十里白泥井马氏舍旁，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出土，同里胡茂才国桢为余言之，因偕往观，石高五尺，广二尺八寸，侧刻龙形各一，下刻物形若龟蛇。其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方之滇中古刻，远过两爨诸碑之上。虽碑首断阙，间有泐痕，年代无考，然以文字揆之，应在汉魏之间，非两晋六朝后物，洵可宝也。遂移置城中凤池书院藏书楼下，陷诸壁间，以俟博雅嗜古君子鉴订焉。是岁十一月朔日。郡人谢崇基跋。——谢饮涧补全版参考释文： （惟永寿二年，岁在）丙申，月建临卯，严道君曾孙武阳令之少息孟广宗卒。（鸣呼哀哉！苗秀不）遂。广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比德于玉），乃改名为琁，字孝琚，闵其敦仁，为问蜀郡何彦珍女，未娶（而先殒。以其三年）十月癸卯于茔西起攒，十一月乙卯平下。怀抱之思，心（中惨侧，刊石叙哀）其辞曰： （天地有憾，阴阳郁）结。四时不和，害气蕃溢。嗟命何辜，独遭斯疾。中夜奄丧，（不幸短折，憔悴茕）茕，忽然远游。将即幽都，归于电丘。凉风渗淋，寒水北流。（永归蒿里，重晤无）期。痛哉仁人，积德若滋。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况馀人哉？德行颜）渊，亦遇此灾。守善不振，自古有之。非独孝琚，遭逢百罹。（景命不永，屋栋倾）覆。恨不伸志，翻扬隆洽。身灭名存，美称修殇。勉崇素意，（譬诸孔颜。德配穹）皓，流惠后昆。四时祭祀，烟火连延。万岁不绝，勋于后人。 （乱曰：遐迩咨嗟凤）失雏，颜路哭回，孔尼哭鲤，澹台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闵如（之何）？ （时）武阳主簿李桥字文平。书佐黄羊字仲兴。（主）记李昺字辅谋。铃下任骡。三、《孟孝琚碑》的书法艺术特色 东汉时期，书写者大多还没有萌生“书法”意识，普遍将汉字书写视为“雕虫之小技”，甚至“壮夫不屑为”。这种认识反而使书写者无意追求“经纬大业”，也就没有现代人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只是“无意于佳乃佳耳”，汉代书法以气势取胜，笔意静穆，书写者以平和的心态，用鲜活的汉字给人极不平常的审美感受，展示法外之书的内美格调。因此，包括《孟孝琚碑》文字在内的东汉晚期汉隶，呈现百花齐放、和合共生的特点，各种碑刻形制都能得到较为充分的表现。正如清人王澍评述《孔庙碑》时所说：“汉人作字，皆有生趣”“意在有无之间，趣出法象之外，有整齐处，有不整齐处”“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当代丛文俊先生也指出：正因为士大夫清流书家的规矩尚未进入汉代碑刻领域，使得各地的书写者能够根据“自己所学所悟”，尽情发挥，“工拙由人”“以此造成汉碑风格的多变、美感的丰富。”这种无规矩的模式，意外成就汉碑异彩纷呈的艺术魅力。图片
云南昭通和武阳（今四川彭山），远离中原，山水相隔，风物不同。即便《孟孝琚碑》与中原文化有着诸多的联系，但地处边陲，有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使该碑在隶书成熟鼎盛的同期，其书写字体与东汉成熟汉隶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异。该碑所立的永寿年间，中原地区的隶书碑刻已臻于至善，而远在云南的《孟孝琚碑》，其文字书写仍处于一种散漫的演变发展时期，篆书、隶书甚至楷书都夹杂其中，同时也显现当时民间文人放浪形骸、书写随性的特点。图片
笔法上，《孟孝琚碑》以方笔为主，偶用圆笔，顿挫分明，圆劲古朴，具有强烈的表意性。其点画映带，笔断意连，笔笔相承，血脉不断，神采奕奕，使文字整体笔画相互贯通，融为一体，向不犯碍、背不脱离。其偃仰、向背行笔所产生的“离合之势”，使各部分更加生动、紧密，整体呈现浑然天成的意味。其以古拙的行笔塑造出部首方整的形象，这种古拙的笔法，不仅赋予字形独特的韵味，也表现出当时书法的风貌。其收笔处运用的重顿笔法，与淳朴的造型相得益彰，使人感受到古拙的韵味及自然融合的精神意蕴。与《曹全碑》《乙瑛碑》等工稳成熟的汉隶相比，其个性更加突出，表意性也就更强。
其碑文书写中锋用笔，双刀刊刻，因刀刻不易圆转，故隶书起笔似圆还方，以方折为主要形态，而以尖细、挺劲为其笔道线条的特征。其用笔的“方”，体现在点画的起笔与收笔；结体的“方”，则体现于笔画的转折与连接。其行笔轻重缓急，微波提按；收笔时而意气飞扬、顿挫出锋，时而含蓄内敛、动中寓静，使线条不失隶法的静穆与自然。加之，铭文的悲婉凄绝及两千年大自然的风化蚀剥，使碑刻略显粗砺，笼罩着一层质朴而神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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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体上，《孟孝琚碑》结字扁平齐正，变化丰富。如“曾”“孟”“不”等字呈上窄下宽梯形结构，憨态稚拙；而“息”“哭”等字又上宽下窄，乍看显得头重脚轻，规矩意识不强。实际上，《孟孝琚碑》在隶变已经趋于落幕的东汉后期出现，其用笔、结字已呈现隶楷交替的趋向。正如梁启超在跋语中所言，《孟孝琚碑》“足破北方南圆之陋”，一方面“见此碑可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而另一方面其书写“有绝类今楷者”，实开魏晋后楷化之风。
其字取横势，左右舒展，间架稳重，仪态敦厚，字如磐石，蹲踞其位。远观其象，有行无列，成字大小错落，左倾右斜，疏密相对，曲直相生，轻重相匹，纵横相配……如此等等看似相互对立，实则相适相宜，不管是字内笔画还是字形结构，更或者字组搭配，皆尽显其意，使书写的表意性达到极致。碑上的文字或大或小，或长或短，奇正相生，变化多端，却没有违和之感。 它在结体上具有奇特的艺术想象力和强烈的表现意识，擅长随形赋势、因字赋形，往往根据字形发掘其内在的可变之处，对其架构作大胆变化、巧妙安排。在汉隶扁平结构之外，看似造型笨拙，实则整齐而不呆板，字里字外收放自如、疏密有致，气韵生动，飘逸脱俗，极富内在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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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法上，《孟孝琚碑》文字的纵横排列巧妙运用了字形的长短、大小、宽扁、斜正和错落关系，既保持了东汉碑刻的基本态势，又追求跌宕变化，展现出跳跃的节奏感。昭通谢崇崐先生对碑文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笔画较少的独体字如“丙”、“申”、“月”等，在碑文中被放大，呈现出破格之势，甚至满格书写。相反，笔画较多的字如“渊”、“报”、“琚”等，则结字紧密，占地偏小，显现欧阳询“大字促令小、小字促令大”的字体书写要求。然而，《孟孝琚碑》的书者并没有机械地遵循“画少反大、画多反缩”的常规，而是在布局上灵活运用，如第十二行的“澹”、“台”二字，几乎占了三格的空间，虽突破行款，但整体观之，与周围文字极其谐调，宽不觉散，大而不虚。整篇铭文疏密有致，古朴中透出灵妙之趣，显示出书者通篇布局的高超技艺。 碑文通篇布局统一而规整，既遵循了汉碑整齐排列的时尚，又注重字与字之间的呼应关系。由此，部分结字的外形出现改变。碑面的纵横间距被缩小，使得文字之间显得更加紧凑、茂密、充盈。笔画间的呼应不仅体现在笔意的内在联系上，还注重笔画自身的向背问题，在竖行横列中展现跌宕变化的奇趣。尽管纵横行列的字都在同一条轴线上，但因字体变化而显得动势微妙，多姿多彩，逸趣横生。图片
赵藩在《跋》中说：“滇中贞石，两爨碑为最古，而此碑更先之，文辞书法，皆东汉人榘度，薶土中二千余年而始出，固将星风视之，惟惜上段阙文，无由稽考征信，然摩挲翠墨，疏古渊茂，固断为汉碑无疑也。”袁嘉榖在《跋》中说：“简朴古茂，与五凤地节石相类，非永平褒斜石刻、中岳泰室比也。”由云龙在《跋》中说：“《孟孝琚碑》为滇石之最古者……至其字体，亦于《韩公铭》《尹宙碑》为近……结体方整，浑穆淳厚，尤与《樊敏碑》逼似，其中'君’字'石’字几如出一手”。梁启超在《跋》中说：“碑中字体，有绝类今楷者，可见书之变迁，其积以渐，其来甚久，谓其某体起于某时，创自某人，皆目论也……滇南所出两碑，《爨龙颜》全用方笔，足破北方南圆之陋。见此碑可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系。”四、《孟孝琚碑》拓本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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